會長筆談﹣﹣父親祭

端午將至，這是個祭祀先人的日子。面對父親的審視，我重發四年半前的文章。所幸，於心無愧。2015.6.15 父親祭 2011-01-18   吳軍捷（本會會長）

我的父親吳柏松，1925年出生于香港城市貧民家庭。爺爺曾經當過香港員警，是九龍少有的“華人雜差”（便衣偵探），可惜英年早逝，三十多歲死於傷寒，留下三子二女，靠奶奶打零工養活。大姑姑很早出嫁，叔叔賣了給一個商人，伯父成年後，當了海員，漂泊四海。爸爸和小姑姑與奶奶相依為命。
1941年日寇入侵，香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奶奶和父親被日本鬼逼去啟德石場砸石子，供日本人修機場和公路。有一天勞累回家，才發現高燒在家的七歲小姑姑已倒斃多時。
日寇的橫行，激起年少父親的極大憤怒。後來，父親在餐廳打工，一見日本人來就餐，就偷偷在咖啡、奶茶裡吐口水以洩憤。到了十八歲，父親再也忍受不了國仇家恨，辭別小腳的奶奶，回到家鄉惠州淡水參加打日本的遊擊隊。
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後，因為讀過幾年小學，很快就派往幹訓班學習。經過幾個月的學習，回部隊任政治服務員（排級）。父親回憶說，打遊擊很艱苦，睡山頭，吃野菜，常拉肚子。有一次得了痢疾，無藥可治，軍醫讓吃子彈裡的火藥，竟然治好了。戰士們天天都盼打仗，因為打仗前有一頓好吃的。打勝仗還會殺豬屠狗，每人先吃一包“保濟丸”，再大吃一頓。
一次戰鬥，他們中隊負責打掩護，大部隊打了勝仗，撤走了，沒有通知中隊，敵人援兵包抄上來，中隊被打散，指導員犧牲，中隊長隻身走脫，父親帶領餘下幾十個同志突圍找回部隊，受到表揚，升任中隊指導員。
1945年父親在坪山司令部開會，看表演時，竟然認出了臺上的一位小演員是自己的親弟弟，兄弟意外重逢在抗日戰場。父親回憶說，當時還聽到被遊擊隊營救的美國飛行員科爾的演講，印象很深的有這麼一句話：“今天我是從天上降臨香港，將來我一定要從海上再訪問香港，感謝香港人民”。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朱德總司令命令在廣東的日軍應向華南抗日縱隊投降，接受東縱曾生司令的命令。父親奉命以中尉銜，帶朱德總司令的命令書去日軍的一個中隊隊部招降。父親攜帶一名台灣籍的俘虜當翻譯，直闖日軍據點。起初，日軍中隊長回答說，不能向中共軍隊繳械。父親據理力勸，說明共產黨、東縱、曾生和遊擊隊的關係，日軍中隊長不敢表態，只是客客氣氣請吃飯。父親說肚子疼，婉拒吃飯，中隊長馬上取藥出來。父親猶豫了一下，就吃了鬼子的藥，然後再吃了鬼子的飯，還喝了鬼子的酒。飯後，日軍中隊長答應向東江縱隊繳械投降。父親圓滿完成任務，向指揮部覆命。
東縱北撤前，父親接受任務調回香港工作。回港後，父親被安排去香島中學讀書。他的一篇記載指導員犧牲事蹟的作文《英雄含笑臥沙場》，得到班主任陳殘雲（後為廣東省作協主席）的讚賞，作為範文貼堂。後來父親到勞工子弟學校、摩托工會做青運、工運工作。父親善唱歌、會指揮，懂拉小提琴、吹口琴，寫得一手好字，創辦了“螞蟻歌詠團”。當時，螞蟻歌詠團與虹虹歌詠團等“蟲”字旁的左派青年組織，團結了一大批青年，包括一些富家子女。其中也發展一批團員和黨員。五十年代，隨父親回大陸參加革命工作的“小螞蟻”就有近百人。
1950年，父親在香港九龍區任團委書記。隨後，奉命調回廣州工作。任郊區團委書記，後任團市委組織部長並負責團校工作。
1956年公私合營期間，父親被調廣州市商業系統任職。初任市糖煙酒專賣公司經理、而後廣州果子食品廠書記、廣州二商局儲運公司經理、局黨委宣傳部長。文革時一度下放二商養雞場。不論怎麼崗位，父親一直勤勉工作。在印象中，父親書桌上的燈光常常亮到深夜。
父親愛好廣泛，音樂、乒乓、足球、麻將樣樣皆通；性情隨和，和什麼人都能往來，老戰友，屬下，朋友很多。
父親文革前十七年，沒有升過半級級別，亦從沒怨言。文革後才知道，當年反地方主義，雖然沒有抓到父親什麼辮子，但因為有東縱背景，在檔案上留下“有地方情緒，不予重用”的結論。
文革後，父親任二商局辦公室主任，後調到省旅遊局，創辦廣東省旅遊服務公司，給了他施展才華的一個舞台。首創了國內居民香港游、澳門游和海外遊，打開新中國普通百姓走向世界的大門，功不可沒。值得一提的是，父親任旅遊服務公司總經理時，公司還安排照顧了大量的東縱子弟，包括曾生、尹林平等的子女。
父親一生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本分，從來沒有向組織要求過什麼，安排什麼工作就幹什麼，從不考慮個人。他從香港調回廣州工作時，本來組織上是安排和我母親一起調回的，但是母親的上線失職，沒有及時通知母親，結果臨走那晚，父親也沒有敢告訴母親一同回穗。害得母親帶著不足一歲的我（生於解放軍捷報頻傳的49年11月）在香港苦等組織安排，幾個月後才接上關係，帶我一起到廣州。在商業部門工作時，父親肺病，為了不傳染別人，我們從機關宿舍搬出，自己租私人房屋居住，從此再沒有住到公家分配的宿舍，因此父母去世時，都沒有購到公房，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父親在商業部門尤其在開放後的“油水”部門工作多年，一直潔身自好，從來沒有以權攬財自肥。母親去世後，我曾問父親假若你去世，希望挽聯寫什麼？他指著我擬的“一生無悔跟黨走，兩袖清風遺人間”說:“就這條”。父親不重錢財，我們兄弟姐妹也沒有經商致富的，都是老老實實做好本職工作。
父親的本分，還體現在他對地位的無求。據我所知，他在“港澳遊”業務做大後，有機會更上一層，但他不爭取，放棄了。後來他告訴我：官場上有很多派系，不入一派，很難升遷，但我一定不會加入某一派系的。現在活的實在，知足了。父親曾經任大公司的總經理，座擁賓士、福特、豐田三部專車。離休後，竟然願意到一家旅行社當信差，背著信袋奔走各個商業大廈送信，令一些人十分詫異。
一方面，他保留了某些香港生活習慣，食不厭精，在家非雀巢牛奶、太古方糖不用，另方面亦適應平民生活。小時候，他常帶我去越秀山看足球，買不到票，就到球場邊“執死雞”(等退票)，也不去體委的高官老友處求票。晚年，父親住建平妹妹家，與左鄰右裡打成一片，成為受歡迎的“老革命”。
父親那一代人，在深重的民族災難面前挺身而出，拿起槍桿子拼命，胸中何嘗不沸騰一腔熱血？和平時期鞠躬盡瘁，腦裡怎會沒有宏圖大計？改革開放後面對財富，風雲變幻，豈能沒有受過誘惑、困擾？但是父親走過來了。歷盡坎坷曲折，沒有大富大貴而心境淡泊，帶著對現實的種種思考而不怨天尤人地走過來了。父親一生只留下兩個大字：“無愧”！ 他平凡而又偉大，因為他無愧於歷史，無悔於自己，無負于後人。
小時候，父親要求我們兄弟姐妹四人背誦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關於“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一段名言。我想，“本分”就是父親給我們人生的一種楷模，是父親留給我們兄弟姐妹最珍貴的遺產和精神財富。
回顧父親一生，祭我父親，祭那一代“無愧”的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