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擔當的中國人——香港人黃俊康的家族抗戰史

2015年08月07日

新華社香港８月７日電（牛琪 陳墨）“一直深深懷念父母和長輩們，他們都是非常可敬、正直和有追求的人。”家族１１人先後參加抗日戰爭的香港廣州社團總會主席黃俊康，談到長輩們的抗戰經歷，忍不住流下熱淚：“家人教給自己的，就是做有擔當的中國人。”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軍全面進攻香港，１２月２５日，時任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香港在日寇統治下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香港淪陷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始終不屈抗戰，為民族獨立付出鮮血和生命。家族在香港有上百年歷史的黃俊康，正是港九獨立大隊戰士的後代。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黃俊康的二舅羅汝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歷任東江縱隊戰士、教官、中隊長、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副大隊長。在羅汝澄的帶領下，包括黃俊康父母在內的家族１１人先後參加抗戰。

１９４２年２月，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西貢宣告成立。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正式成立，港九獨立大隊也正式成為東江縱隊的支隊，堅持在香港與日寇進行殊死搏鬥。

在黃俊康的記憶裏，由於從小到大常聽父輩講抗日故事，他們經歷的各種戰鬥，就是他成長中最真實的教材——營救滯留香港、被日軍搜捕的何香凝、茅盾和鄒韜奮等著名人士；多次協助“飛虎隊”轟炸日軍在香港的軍需補給基地和交通樞紐；從日寇戰俘營營救戰俘、懲辦漢奸、打擊土匪、散發抗日傳單並鼓勵香港民眾拒絕和日本人合作。

“我的小舅舅是海上中隊長，他說打死日本人最多的一次就在西貢。當時有２０多個日本軍官在測量航道，十幾個日本兵保護他們。他們發現日軍作業後，就在晚上用七八條小船扮成漁船衝了過去，硬是用漁民炸魚用的‘漁炮’將幾十個日本鬼子全部消滅。”黃俊康說，“港九大隊反復和日軍較量，三年零八個月都沒有停止過戰鬥。”

港九獨立大隊絕大部分成員都是２０歲上下的香港人，許多人都是通曉“兩文三語”的知識分子。用現在的眼光看，它可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中最“國際化”的一支部隊。

黃俊康的父親是南美華僑子弟，身上有著四分之一的白人血統，自幼受過良好教育，精通英語。母親家境富裕，舅舅們參加抗日時則正在讀大學或中學。在延安的指揮下，這些通曉中英文的戰士們，與盟軍情報組織保持密切聯繫，將中國的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緊密聯繫在一起。

“他們的電台同時可以和美軍、英軍太平洋總部進行情報交換，遊擊隊員同時也為盟軍空襲日軍海陸基地提供坐標信號。”黃俊康說。

戰爭也給這個家族帶來了巨大的痛苦與傷痕。黃俊康化名“柳青”的大舅１９４４年被日軍俘虜後受盡折磨，吊飛機、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和燙烙鐵全部經歷過，日本投降後才被釋放，但正值青年的大舅“已經殘廢，內臟全部損壞”。

在戰爭中受了槍傷的叔叔也在新中國成立後舊傷復發，逝於江西，成了黃俊康父親一輩子最割捨不下的掛念，他晚年堅持要將弟弟的墓遷回香港，以解思念。

“我媽媽在港九獨立大隊時是交通情報總站站長，上至縱隊司令、政委，下至戰士，認識的人很多，新中國成立以後這些人在全國各地都有。”黃俊康說，我們家成了一個聯絡站，什么人都會來我們家坐一坐，吃頓飯，人們來了也總要講述戰鬥的故事和懷念戰友。

而紀錄和傳承這些故事，就是黃俊康現在所做的事情，作為兩家集團的董事長，他不僅支援老戰士和老戰士後代出版回憶錄、作演講、編輯家族抗戰故事，還在香港城市大學最大的講堂裏捐款立下一塊牌匾，用花崗石雕刻上港九獨立大隊的事跡和戰士的名字。

“希望學生們在那裏上課活動，進進出出時能夠看到，潛移默化中對他們產生一些影響。”黃俊康想表達的是，如果沒有國家的強大和保護，香港會落入很悲慘的境地。

“要讓香港年輕人知道，我們的前輩早已把香港的命運與祖國聯繫在一起。”他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