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江縱隊北撤的歷史經過

東江縱隊北撤的歷史經過

2015-07-21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会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會

東江縱隊在抗戰八年中，先後建立了人口約450萬以上、總面積約6萬多平方公里的解放區。日本投降前後，延安與東江縱隊失去了電訊聯絡。“東縱”在華南國民黨統治區處境極其艱難；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十分關注這支部隊的命運。1945年在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時，為了讓蔣介石接受和平建國的方針，中共作了一些讓步，同意將中共領導的廣東武裝部隊撤退到華北或華東解放區。“東縱”北撤，也是馬歇爾將軍使華調處國共衝突的一項重要成果。
“東縱”北撤來之不易！國共停戰令頒佈之後，國民黨當局公然以“剿匪”為名，瘋狂準備向東江縱隊進攻。軍調部中共方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極為操心。在軍調部會議上，中共多次提出，應迅速派執行小組到廣東調處。國民黨方極力反對，聲稱廣東地區根本沒有中共部隊，沒有必要往那裡派執行小組。葉劍英擺事實，說“東縱”在香港淪陷之後，援助我不少港九同胞及英軍戰俘脫險，搶救逃難至香港的著名文化人，救助過跳傘的美國飛行員，還支援了盟軍的情報工作。在證據面前，美方羅伯遜上校和馬歇爾將軍均表示贊成；這樣，國民黨委員迫不得已同意往廣東派出執行小組，稱為第八執行小組。美方代表是米勒上校，國民黨方是黃維勤少校，中共方就是方方少將。方方倉促受命上任，行前葉劍英叮囑說：“延安與‘東縱’有半年多失去電訊聯繫，中央很關心，你到了廣州，無論如何要想方設法與地方黨組織聯繫上。我們要把東江縱隊保存下來，撤到北方。”第八執行小組從北平飛抵廣州，新任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特意“招待”執行小組住到沙面島的洋樓（現勝利賓館），環境優雅而舒適，訓令“養尊處優，好好保護”。住這裡，如果要離開島嶼必須經過僅有的兩三座橋，方方知道自己被監視起來了。

張發奎是北伐、抗戰名將，雖然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對經營廣東卻很有自己打算。他在大革命時代跟共產黨打過交道，葉劍英、葉挺都在他當軍長的第四軍任過職。有了東江縱隊等幾支中共部隊在廣東活躍，他在廣州的日子就過得不會安寧。因此，他將東江縱隊等中共部隊視為心頭之患，決心加以消滅。蔣介石也親自給他下了密令，要他消滅在華南的這支遊擊縱隊。張發奎老謀深算地玩起兩面手法，表面上宴請周旋唱起和平調子，實則加緊調兵遣將，想趁執行小組與東江縱隊尚未接上頭的時候就殲滅他們。在沙面舉行執行小組會議，國民黨代表黃維勤少校與張發奎同一個腔調：“經政府方面多方瞭解，廣東地區確實不存在中共部隊，有的只是一些流散土匪而已。”方方堅決反駁，歷舉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等抗日事實。雙方針鋒相對。美方代表米勒上校則端坐一旁。方方來不及物色自己的英文譯員，沒法與米勒交流。米勒態度模棱兩可，說等待你們雙方爭吵的結果：要是廣東有共軍，我們就往下討論調處事宜；要是廣東沒有共軍，我們就返回北平覆命。

當時，東江縱隊處境極為困難，縱隊政委尹林平離開部隊到香港打電報給周恩來，憂慮中的周恩來接到電報才放下心來，及時回電給予秘密指示。通過民主人士同盟會老人李章達聯繫及安排，在李的家宅裡，方方與地下黨派來的黃秋耘接頭建立了秘密聯繫。李章達因此一功，在解放後曾出任廣東省副省長。

由於周恩來過問，馬歇爾出面，北平軍調執行部終於派出美軍運輸機將中共電報人員送往廣州。中方代表的電台投入使用後，方方與北平、重慶甚至延安的電報聯繫管道終於建立起來了。“東縱”也從香港給方方派來了英語翻譯，從此，方方與美方米勒上校有了充分的交流與溝通。方方向米勒詳細介紹了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東江縱隊在極其艱苦與危險的情況下，搶救在香港滯留的國際友人、與英軍服務團和美軍第14航空隊合作，是有成績的。期間米勒也曾到過香港，從港英當局方面驗證了方方講的事實。為此，米勒在致張發奎的備忘錄及向北平軍調部美方反映的情況中，都公允地提及此事。經張治中給蔣介石做工作，不能因小失大，廣東中共遊擊隊走了，于我有利。蔣介石勉強同意了。經軍調部督促，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張發奎只好於2月15日通知執行小組：“奉命同意”執行小組去大鵬半島“視察”。但是，張發奎仍操縱惠州駐軍第63軍以“不能保證安全”給以阻撓。第8執行小組在惠州碰了釘子！

困局中，周恩來電令尹林平從香港秘密飛來重慶彙報。周恩來聽了彙報，寫出中共方面關於廣東問題的具體提案，作進一步談判。1946年3月11日和18日，由周恩來安排，尹林平以華南遊擊隊代表身分兩次在曾家岩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用鐵的事實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關於“廣東無共軍”的無恥謠言，並介紹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廣東當局在東江打內戰的情形。尹林平在介紹中，出示了被搶救的英軍賴特上校等一批國際友人的照片及感謝信，一份被搶救美軍飛行員名單，上面列出飛行員所屬部隊、獲營救時間等，附有照片及感謝信；這使得記者招待會開得精彩、生動，在重慶產生了很強烈的影響。馬歇爾將軍派柯艾上校拿著尹林平提供的“東縱”營救美軍飛行員名單，驅車到上清寺的駐華美軍總部（現屬重慶六中）進行驗證並得到了確認。這份名單包括：克爾中尉（Lt. Donald W. Kerr），中美聯合空軍第32戰鬥大隊第3中隊，1944年2月10日，襲擊香港啟德機場時，中彈著火跳傘獲救；沙克上士（Slsgt. Rolerld. shoak. ）身份銅牌號1804682，射擊手；勒夫哥中尉（Lt. Willian Lefkoe）身份銅牌號0741846，駕駛員兼擲彈員；拉烏日爾中尉（Lt. G. Laveerl）身份銅牌號073509，駕駛員；康利上士（Slsgt. D. Conleg）身份銅牌號84402807，炮手；艾利斯上士（Slsgt. H. Ellis）身份銅牌號（缺）。此5人屬駐桂林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第117號轟炸機機組人員，1944年5月26日在襲擊拜亞士灣日軍運輸艦時被擊落，被“東縱”救助後送往桂林。

另有伊根中尉（Lt. J. Egan），美軍第十四航空隊飛行員、克利漢少尉（Znd. Lt. N. J. Crehan），美海軍第三艦隊飛行員。此二人在駕飛機襲擊香港、九龍軍事目標時被擊落，獲救後又遇日軍瘋狂掃蕩，得到“東縱”保護在遊擊區生活了近兩個月。

中外記者會後，經兩天會談，三方取得一致。會談中，周恩來親自修改、審定了關於廣東問題的備忘錄，文件中詳細說明了東江縱隊撤離廣東的人數、出發港口、後勤以及美軍提供軍艦運送等問題，三人小組又從重慶往廣州加派一個由廖承志、尹林平為中方代表的特別執行小組，國民黨代表皮中闞上校，美方代表是柯艾上校。由北平、重慶都派出三人小組到同一地點來調處國共衝突問題，這在軍調執行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它派往全國各地包括東北地區總共36個執行小組，只有廣州是雙重小組。在這樣的形勢下，張發奎再也不能回避，只好跟兩個三人執行小組一起直接談判。“東縱”司令員曾生將軍也得以到廣州參加談判。曾將軍是香港人，在南洋謀生過，他操流利英語直接向柯艾與米勒兩上校介紹當年“東縱”營救美軍飛行員的生動情節與細節，打動了兩個美軍上校。柯艾對米勒說：“營救過多個美軍飛行員的部隊，怎麼能讓它消失呢？”至此，美國方面對“東縱”北撤問題的態度完全明朗化了，談判有了突破。

4月2日，東江縱隊北撤協議終於在廣州沙面達成，規定由美方派出三艘軍艦將“東縱”主力運到山東中共根據地。

東江縱隊北撤各部隊在限定登艦日期前兩天即6月23日之前，先後到達葵涌；三方代表組成的第八執行小組也在此前到達，以監護“東縱”北撤主力部隊登船。豈料這時竟半途驟然生出大波折！美方突然電報：因途中遭颱風襲擊，三艘登陸艦將延誤到達。這就使高度密集在葵涌的東江縱隊主力，一下子處於緊急危險狀態之中！背面是大海，三面是國民黨軍隊。長期潛伏在張發奎司令部的中共秘密黨員楊應彬、左洪濤，緊急關頭送出火急情報：廣州行營密令其參謀處抓緊繪製包圍進攻王母圩、葵涌的路線圖，其參謀長得意地說：“中國有兩句成語，一是‘甕中捉鼈’，一是‘一網打盡’，都將在這次應了！”

方方、曾生獲情報，立即採取應急措施。一方面立即電告周恩來、葉劍英，向三人軍事小組與軍調部及時揭露國民黨陰謀，並爭取國內外輿論予以譴責。曾生、尹林平指揮部隊作了最壞應對打算，在大鵬半島作應戰準備，佔領各高點，構築工事，佈置情報網，設置地雷區，並與港英當局取得聯繫，英方承諾可以從海上掩護“東縱”向香港新界撤退。 　　米勒上校處事還比較公允，也擔心如果真發生類似新四軍“皖南事變”的悲劇，他作為執行小組的召集人也脫不了責任，於是同意以第八執行小組的名義向廣州行營發出急電，要求張發奎在美國艦船尚未到達大鵬灣的等候期間，等船的中共廣東武裝人員之安全應予以確實保證：在未接到第八執行小組關於中共武裝人員已經登船啟航的通知之前，政府軍不得越過已經商定的軍事分界線。米勒上校及時使用電台與前來執行任務的美艦聯絡。國民黨當局懼于各方壓力，最後還是沒敢實行“甕中捉鼈”計畫。

6月29日中午時分，大鵬灣海面上終於出現三艘美軍登陸艦。曾生將望遠鏡遞給方方，方方又轉遞給米勒，讓米勒先看。米勒在望遠鏡光圈裡看到了艦上的星條旗，懸著的心落下來了，高興地大喊：“Ok！Ok！Active！（好！好！來了！）”

如今，當地在“東縱”北撤舊址建立了“‘東縱’北撤公園”，有“東縱”北撤紀念亭、登艦處等旅遊熱點景觀。到此參觀，回顧歷史，心如潮湧！

(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會葉君南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