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前注：本帖摘自吉林大學歷史學教授劉會軍《全民族抗戰新論》一文。原文載於《史學集刊》2007年第4期。

抗日戰爭是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中華民族全面動員，進行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也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全面、深刻的覺醒。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關於抗日戰爭中的民族覺醒、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日戰爭的領導權等問題，學術界多有討論，本文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新想法，以就教於學術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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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覺醒和動員是全民族抗戰勝利的基礎（內容改發在2樓）
二、 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全民族抗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1985年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起，大陸學術界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表現和作用越來越走向客觀的評述，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仍然覺得有未盡之義。實際上，國民黨、國民政府、正面戰場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從整個戰爭過程來說，國民黨始終是當時中國的第一大黨、執政黨，控制整個國家機器，它是否抗戰，決定著中國中央政府是否抗戰。而這一點，有著多方面的意義。
首先，政府抗戰有著標志和像征的意義。中國政府存在著並且抗戰著，標志這個國家沒有亡國。如果這個政府投降了，成為傀儡政權，標志著這個國家已經不是獨立的國家，已經亡國。
第二，就是政府的動員力。國民政府抗戰，就能夠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進行抗戰，這是其它任何黨派、團體等組織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政府能夠動員全國的武裝力量、經濟力量進行抗戰，也能發動它所控制的全部宣傳機器動員全國人民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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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國民黨是當時中國第一大黨，它所控制的軍隊是當時中國最有軍事實力的軍隊。1937年國民黨共有黨員165萬人，其中普通黨員52萬多人，軍隊黨員101萬人，海外黨員11萬多人。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它第一大黨的地位沒有改變。到1945年，有黨員806萬人。而同期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分別是4萬人和121萬人。相差極為懸殊。［11］國民黨軍隊人數1937年是170余萬，並有海陸空軍，1945是軍隊440萬；而同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人數分別是5．6萬人和100萬人。［12］（第三冊，P3；第二冊，P30，P111）盡管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表現不佳，但仍然是抗戰時期人數最多的軍隊。特別是抗戰之初，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在當時是主要的，正面戰場對於打擊日本的進攻勢頭、遲滯日本的進攻速度、實現持久抗戰的戰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許多學者都已論及。
第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是否抗戰，決定著抗戰是否合法，而直接影響著其他力量的抗戰態度和抗戰方式。九一八事變後到盧溝橋事變前，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不僅不抗戰，而且對抗戰活動進行壓制和打擊，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就是其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範例。而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壓制、打擊下，很難形成全民族的抗戰局面。
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如果不抗戰，也不可能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這也就決定著中國共產黨不能成為合法政黨。其它階級、階層和各種力量的抗戰態度、抗戰方式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態度的影響。抗戰前，救國會七君子因抗戰而被當局逮捕，而盧溝橋事變後，他們被釋放並被請上廬山，參與協商抗戰大計。中國共產黨和國內其它主要的愛國黨派，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等，紛紛表示擁護蔣介石聯共抗日。國社黨領導人張君勵（C關山月注：作者誤，應為張君勱）、中國青年黨領導人左舜生等致函蔣介石表示擁護國民政府抗日，“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一念，此外都非所計”。戰前因進行抗日救國工作而一度遭到國民黨逮捕的張申府說：“我曾說，蔣先生只要發動抗戰，全國必然景從。我深幸今日已經完全實現了。”［6］（P13）“各國華僑迅速組織起‘僑抗敵後援會’‘救災總會‘‘僑籌餉會’團體，捐款、彙款，捐輸財力，征集藥品、衣物，發行、購買救國公憤，或親自回國，支援祖國抗戰。”［4］（P237）
必須指出的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抗戰是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其它各愛國黨派、各族各界和全國人民的推動下實現的。它的抗戰態度的及時性、堅定性、徹底性、全面性都不及中國共產黨和其它愛國黨派，也不及深刻、全面覺醒了的中華民族的大多數成員。但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采取了抗戰的態度後，它的動員力、號召力又是其它任何黨派、團體所不能取代的。
第五，國民政府是中國國家的代表，它代表中國進行抗戰外交，在不同的階段，國民政府根據戰爭形勢和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制訂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確定了戰略重點。這些政策和策略的具體運作與實施，取得了良好的國際效應和國際影響。
一是政治上的收獲。盧溝事變後，中國政府在不同的國際場合，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在世界上的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取得了較好的反響，使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中國的抗戰是為了保衛國家的領土和主權不受侵犯，同時也是在為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而戰。為此，中國的抗戰先是在國際上獲得了眾多國家政府及民眾在政治上的同情、聲援和支持，後來又與美、英、蘇等國家結成反法西斯同盟。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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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經濟上，中國先後得到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等等許多國家政府的援助和支持，也得到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援助和支持。據統計，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直接用於戰爭的消耗近500億美元。［13］（P174）這是當時中國幾乎無法承受的負擔。因此，對外求援就成為國民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務。當時中國政府與美、蘇、英、法等國來往的函電，蔣介石與外國駐華使節的談話，國民政府與駐外使節、派出的外交人員相互往還的函電中，幾乎有一半以上都是這方面的內容。而國民政府戰時外交的最大收獲也是經濟上的援助。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獲得的外來援助主要來自蘇聯，總計蘇聯對華借款為2.5億美元，實際使用蘇聯的對華信用借款是1.7億多美元。［14］（P8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種援助主要來自美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獲得的外國貸款共25項，其中美金10多億美元，英金1億多英鎊，法金10多億法朗，國幣1．2億元。董長芝、馬東玉：《民國財政經濟史》，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頁。參見《1939年-1941年美國對華貸款》、《英、蘇、法、中各國接收美國“租借”統計》、《1942年5億美元貸款動用表》，任東來：《爭吵不休的伙伴——美援與中美抗日同盟》，廣西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254頁、260頁。雖然中國獲得的援助無論是與中國投入戰爭的人力物力比，還是從中國獲得的租借援助占美國租借物資總的比重（占3.2%）看，數額都不是很大,但這些援助都是中國抗戰急需的物資,因而對中國抗戰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軍事上，盧溝橋事變後，蘇聯的軍事顧問和部分空軍來到中國，參加中國對日本的作戰或參謀，後來又有陳納德的“飛虎隊”援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開始與美、英等國進行軍事合作，進行同盟抗戰，結成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是中國抗戰勝利的保證，也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有了保證。
僅舉幾個數字，便可說明這些援助對中國抗戰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其1是中國空軍獲得的飛機援助。抗戰時期，中國沒有能力生產飛機，空軍的飛機全部靠國外的援助。抗戰前，中國僅有飛機600架，可用於作戰的飛機305架，而抗戰期間，中國從國外補充的飛機共計2351架，全部用於戰爭使用（包括運輸），是中國原有飛機的7倍多。［15］而在抗戰期間，這種援助是十分重要的。抗戰之初，中國的空軍在戰鬥中即受重創，一段時間內，制空權完全陷於敵手。自從外來的飛機補充到中國空戰後（包括中國空軍、蘇聯空軍志願隊、美國的“飛虎隊”），才改變了這種局面。
其2，“數千名德、蘇、法、英、美等國的軍事顧問，近十萬名蘇、美空軍志願人員和來華參戰官兵”參加中國的抗戰，他們的到來不僅是其自身參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所帶來的戰術和技術，以及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裝備和訓練，都使中國比較落後的軍隊從人員素質到武器裝備上開始具有了現代氣息，大大提高了中國軍隊的戰鬥力。經過訓練和裝備的中國軍隊與未經訓練和裝備的軍隊戰鬥力大不相同。這是直接與戰爭有關的。
其3，在經濟方面，除了大量的物資援助外，外援也是國民政府維持通貨穩定，乃至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1942年2月14日，蔣介石致羅斯福感謝美國對華貸款5億美元的電文中說：“我中國人民此四年半以來，經過不可以言話形容之經濟及物質上之困難，而得獲閣下此次之借款，不僅能改良吾人之經濟情況，且可提高我民眾抗戰之精神。回憶過去各種借款與接濟，俾我國長期抗戰維持至今得與各友邦並肩作戰，使整個反侵略陣線均蒙其利……此次借款，除為軍事上之需要外，大部分將用以加強我國之經濟機構，收回法幣，緊縮通貨，平定物價，保持戰時生活水准及增加生產。”［16］（第一冊，P337）
四是外交上，中國利用同盟抗戰的時機，積極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先後與凡是與中國有不平等條約的國家簽訂了平等新約，中國從此擺脫了近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倫敦《泰晤士報》發表評論指出：“不待戰勝而承認中國為完全國家，實開新紀元，租界權利乃不合潮流，總理主張廢除，蔣委員長成功，誠為民族吐氣。日寇雖不能占全中國領土，中國享此新約權利，當待日寇驅逐以後，故戰勝為急務，以中國之堅卓抗戰，得英、美之明白承認完成主權，其精神將益加強，並保證戰勝後居大國優越地位，以重整新亞洲。”［16］（第三冊，P783）中國作為四強國之一，還參與組建了聯合國的工作，成為聯合國發起國之一。外交上收獲的意義已經超過了抗戰本身，它對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影響。這種國際之間的交往，是必須由能夠代表國家的國民政府來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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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導向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戰勝利的根本保證
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特別是關於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是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始終在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在這個問題上，“從學科的內容和特點來講，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自然強調共產黨領導說，而國民黨史、中華民國史則必然強調國民黨領導說”。“有的學者強調共產黨領導是指政治領導，有的提出國共兩黨共同領導說，有的提出分別領導、共同進行說，有的提出具體分析說，有的提出領導權轉移說，有的提出不應籠統地說是誰領導的，應認為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兩黨為基礎，工農商學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人士和愛國華僑廣泛參加的全民族抗戰。”［17］
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中不是領導作用，而是導向的作用。
“要科學地、令人信服地說明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領導權的含意。”［17］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的解釋，領導是“領導者在一定的環境下，為了確定和實現既定的目標，對被領導者進行統御和指引的行為過程”。［18］（P33）我們認為，領導權的實現，有以下幾個必要的因素：首先領導與被領導者應該是在一個組織系統內；因此，第二就是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必須是法定的或有組織系統授權的；第三就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是領導與服從的關系，領導者對被領導者有命令的權力，有一定的強制性作用。除此而外，還有領導者必須能夠代表大多數被領導者的利益，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領導能力，等等。
抗日戰爭是中華全民族的解放戰爭，除了少數漢奸賣國賊外，各個階級、各個黨派都參加了。按一般的常理，各黨派、團體和全國人民都應該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抗戰之初，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抗日團體也確實都聲明服從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領導抗戰，但這個政府提不出一個能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勝利的綱領和路線，其所作所為又不斷背離全民族的利益，因此，除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體系內部的各種力量外，沒有什麼黨派、團體再服從它，它也就不能領導抗戰。但是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所有的參加抗日戰爭的各民族各黨派了呢？由於各抗日黨派不在一個組織系統內，無法形成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因此不能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只能說是導向。
導向是指指導行動或發展的方向，使事物向某個方面發展。就是提出正確的方向和目標，並且提出正確的方針和路線，促使事物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保證正確的目標的實現。那麼，中國共產黨是否對國民黨和其它抗日黨派、各種抗戰力量發揮了導向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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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的正確方向就是全民族抗戰，最終目標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實現全民族抗戰的徹底勝利。正確的方針和路線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實行全民族抗戰，就是提出並貫徹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取得全民族抗戰的勝利。考察全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這些正確的方向和目標，這些正確的方針和路線，這些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無疑都是中國共產黨得出的。而且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貫徹了這些正確的方針和路線，這些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其它各抗日黨派、各族各界、各種抗戰力量也都在自覺或不自覺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並貫徹了這些正確的方針和路線、這些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應該指出，盡管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沒有明確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參加了全民族抗戰，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提出並實行的持久戰戰略，與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戰略基本相同，並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持久戰戰略中的一些方針。同時，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得到了除國民黨外其它各個階級、階層和和各種抗戰力量的擁護。整個全民族的抗戰正是按照這一路線發展的，抗日戰爭的最終目標也是按照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目標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對全民族抗戰發揮導向作用，是因為它具備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必要條件。
一是中國共產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對民族資產階級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抗日的問題上，與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一致。它所提出的抗日戰爭的方向和目標、方針和路線、戰略和策略代表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方向和目標。
二是中國共產黨是除國民黨外唯一具有武裝力量的政黨，雖然軍事實力在抗戰初期仍然不大，但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唯一能夠與國民黨軍隊進行配合抗戰的軍事力量。而且由於中國共產黨有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在敵後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能夠以根據地迅速發展自己的力量，擴大軍事力量，從而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力量在抗戰中不斷壯大，其影響力也不斷擴大，在全民族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斷重要和擴大。而國民黨則走向反面。
三是政治導向的內容包括與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方面的鬥爭。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雖然參加了抗戰，並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於統治利益的需要，還有許多不利於抗戰的因素和行為。在抗戰之初，不能提出一個取得抗戰全面勝利的目標，只是想恢復到盧溝橋事變前狀態，因此過於依賴國際社會，一方面與日本軍隊作戰，另一方面又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影響了全民族抗戰的決心和士氣。進入相持階段後，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一面上升，抗日戰場上表現不佳，反共行動卻有增無減，影響甚至危及抗戰大業。因此，采取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既能團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保留在抗日陣營內部，又抵制它對中國共產黨和抗戰大業的破壞，成為堅持抗戰勝利的一個必然條件。中國共產黨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和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堅持並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也保證了抗日戰爭始終向著勝利的方向邁進。
綜合上述，我們認為，中華民族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覺醒和動員，由這個最深刻最全面的覺醒與動員所取得的時代性進步是全民族抗戰取得全面勝利的基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導向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戰勝利的根本保證。我們還認為，由於國共兩黨是當時中國最重要、最有實力的政黨，只有國共兩黨具有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戰爭的軍事力量，因此，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是全民族抗戰的核心，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是抗戰勝利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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